1841年5月，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在《格雷姆杂志》上悄然登场，侦探小说这一文类由此宣告正式诞生，至今已整整185年。1896年9月，晚清“维新派”刊物《时务报》第六期上，刊出了张坤德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标志着侦探小说正式进入中国，距今也恰130周年。在这样两个值得铭记的年份交汇之际，我们回望侦探小说的历史，审视其在当下的面貌，并眺望它未来将往何处去。今天的读者更习惯称“推理小说”而非“侦探小说”，这一说法将我们的视野自然延展至更为广袤的悬疑天地。本期我们想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原来他们也写过推理小说……”即那些在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竟也曾悄然涉足过悬疑推理小说创作。

——主持人：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汉学家柳存仁的侦探“旧梦”

文/华斯比

1986年起，群众出版社开始系统再版“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先生的代表作《霍桑探案集》。六月，先出版了前两册，其中第一册收录了一篇《序》，落款署“一九八五年六月，柳存仁谨序”。文后又附“序作者简介”：“柳存仁系程小青好友，对各国侦探小说研究造诣尤深，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东方文学系教授。”

在那个年代，这位曾在民国侦探小说界叱咤风云的“东方柯南·道尔”的旧作才刚刚再版，年轻读者可能连程小青的大名都没听过，更何况这位“程小青好友”。那么，群众出版社当时缘何会邀请这位“程小青好友”作序推荐呢？现在想来，柳存仁先生可能是那时编者和程氏后人能找到的程小青友人中硕果仅存的“民国侦探作家”了。但当时他们可能只知二人是“忘年交”，并不一定了解柳存仁在学生时代也曾写过侦探小说。甚至可以说，在侦探小说创作上，他对程小青先生始终执弟子礼。

现在很多人说起柳存仁，主要提及他的汉学家身份。2000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北大学术讲演丛书”推出第12种，即柳存仁的《道教史探源》，封底如是介绍：“柳存仁教授，华裔澳大利亚著名学者，191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曾获伦敦大学荣誉文学士、哲学博士及文学博士学位。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首届院士、英国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1984年后多次回中国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促进国际汉学交流。1992年，荣获澳大利亚政府颁赠的AO（Order of Australia）勋衔和勋章。”

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学时期，喜偷看小说”的柳存仁，于民国时期曾以柳村任、柳雨生为笔名，在《红玫瑰》《珊瑚》《小日报》《太平洋周报》《大众》等刊物发表过不少侦探小说，其中以“梁培云探案”系列最为著名。此外，他还在《新闻报》《金钢钻》《小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和科学性》《谈侦探小说作家》《谈东方柯南·道尔》等多篇侦探小说评论文章。

彼时，作为一个“写侦探小说，颇有声”的文学少年，在柳存仁的侦探“旧梦”中，始终萦绕着一个酷似大侦探霍桑的身影，那便是程小青。

青年柳存仁

在1985年那篇《序》的开篇，柳存仁自称“认识《霍桑探案》的作者程小青先生，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此言非虚。其实细细算来，那时柳存仁认识程小青已超过半个世纪了。

1939年8月15日，柳存仁以“柳村任”之名写下《旧梦》一文（刊于顾明道、赵苕狂主编的《玫瑰》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回忆自己学生时代阅读、创作侦探小说的旧事：“我在八九岁的时候，看了刘半农、程小青先生等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爱不释手。十二岁时，自己脑海里创造出一位‘思想灵敏，保障人权’的科学侦探梁培云先生来，他的第一篇探案《匿名函》，就是登在苕狂先生编的《红玫瑰》上面的啊。”

“梁培云探案”系列首作《匿名函》于1931年6月21日在《红玫瑰》第七卷第十期发表，截至1934年3月，该系列陆续又有《黑面人》《雨夜枪声》《外交密约》《钱祟》《项圈》《南方雁》《空屋》《灰手印》《窗外人影》《蛇足》问世。

按《旧梦》中提到的时间进行推算，自1931年起——很可能就是《匿名函》发表后——柳存仁便开始与程小青先生通信，一直到七年后，即1938年的夏天，神交已久的二人才初次在上海见面。见到对自己多有提携的程小青时，柳存仁心里不禁感叹：程先生真像霍桑啊！

七年时间，相差二十多岁的两人鸿雁传书，结下了深情厚谊。可惜目前还未得见二人书信往来的只言片语，也许今已不存。不过可以想见，一个刚走上侦探小说创作之路的文学少年，与一位已凭《霍桑探案》而闻名中国的侦探文坛领袖之间，交流最多的应该还是有关侦探小说创作方面的内容。

这里有一个例子。1933年9月至1934年3月间，四万余字的《窗外人影》在范烟桥主编的《珊瑚》杂志上连载。上刊前，柳存仁曾将稿件寄给程小青过目，后者还指出了许多需要修改之处。当年六月，程小青为这篇小说撰写了约300字的“引言”，后来刊于小说正文之前，其中不吝夸赞之词：“柳君村任虽在弱冠的年龄，对于侦探小说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所撰的‘培云探案’已经不少，近作如《空屋》《南方雁》等，除了结构精警以外，在含意方面，也有相当的价值。他又很虚心。他在写成了这篇《窗外人影》之后，曾寄给我，让我校读一遍。我觉得他在结构上，已能控制着动和静的长处，而又不犯粗犷固滞的短处。”这篇也是作者“自己和朋友们认为最好的一篇”。

1941年，上海世界书局印行了《霍桑探案袖珍丛刊》第一辑十种，卷首有一篇柳存仁的《序》。这是柳存仁平生第一次为前辈程小青的书作序，他在序的结尾强调“至今在学问研究的思考方面”“自以为大部分是受到程先生的作品的鼓励和训练”。

柳存仁如此谈程小青侦探小说对他学术上的影响，多少有些溢美之词。但《霍桑探案》对“梁培云探案”系列的影响却显而易见。甚至可以说，梁培云的形象也有点模仿“东方福尔摩斯”霍桑的意思——冷静、善推理、注重科学侦查与物证逻辑、有助手（蒋铁生也是包朗那样的案件记录者）、有对手（“东方亚森·罗苹”南方雁对标的是《霍桑探案》中的侠盗“江南燕”）、爱用国货（抽“国货小联珠的纸烟”），等等。

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信函”在“梁培云探案”系列中出现的频率极高，什么委托信、恐吓信、挑战书、密码信、电报、辩白信，几乎篇篇都有，而且往往起到推动情节、设置悬念、提供线索甚至误导读者的关键作用。小说中“信函”元素的频繁使用，是否与现实中柳存仁和程小青的常年通信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抗战胜利后，柳存仁去国离乡，最终定居澳洲，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和道教研究等多个领域享誉国际。

《外国的月亮》

2002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柳存仁出版了一部文集，叫《外国的月亮》。其中有一篇记程小青和侦探小说发展史的文章《程小青》，提到他1992年夏天去了苏州的程小青故居“茧庐”，当时接待他的是程小青长子程育德及夫人邓援，并让他在程先生当年的书房里徘徊了半天。那时的柳存仁也已是75岁的老先生了，程先生更是故去多年，那句“可惜我来得迟，见不到先生了”，听着让人无比唏嘘。

在《旧梦》的结尾，柳存仁说自己仍相信“侦探小说是一部通俗的化装科学教科书，对于我们这个萎靡不振暮气沉沉的古国，却具有着起死回生的力量”。

我知道，那是少年柳存仁的美好期许，是他曾经义无反顾地创作侦探小说的动力源泉，更是承载了他过去美好一切的“旧梦”。

（作者系文学编辑、书评人）</p>